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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托爾斯泰帶給中國千家萬戶——與草嬰先生談“文學翻譯”
托爾斯泰、肖洛霍夫：我的翻譯情結(jié)
在草嬰６０余年的翻譯生涯中，他不僅將列夫·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三大名著帶來中國，而且把肖洛霍夫、萊蒙托夫等世界文學家的作品帶給廣大讀者。１９８７年在莫斯科國際翻譯大會上，草嬰被授予了高爾基文學獎。他是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一生近千萬字的翻譯量令后生可敬可佩，自詡為草嬰先生最忠實的讀者的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馮驥才就稱他被“草嬰先生感動了幾十年”。前不久，第１８屆世界翻譯大會在上海召開，可能是考慮到年齡的原因，草嬰等一批在滬的資深翻譯家這次均沒被邀請參加大會。不過，記者在采訪中強烈地感覺到，他對翻譯事業(yè)依然癡迷不悔，依然關(guān)心著相關(guān)人才的培養(yǎng)。
記者：您前后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把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全部翻譯完，從而成為世界第一人。能不能告訴讀者，您為什么如此鐘愛托翁的作品？
草嬰：其實，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別人也翻譯過。周揚先生就曾翻譯過《安娜·卡列尼娜》。不過，他是從英譯本轉(zhuǎn)譯的。而我看重的是原著翻譯，用時下的話說，就是盡量保持“原汁原味”。我是從列夫·托爾斯泰的俄文原版直接翻譯的，而且是全部的小說作品，這在世界上的確還沒有第二個人這樣做。
對文學擁有“狂戀式愛情”的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文學史上創(chuàng)作時間最長、作品數(shù)量最多、影響最深遠的偉大的作家。重情節(jié)、重典型、重寫實、重批判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時代，在他筆下達到的巔峰狀態(tài)。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至今還在全世界文學類書籍中占據(jù)著印數(shù)第一位、出版次數(shù)第一位和翻譯語種最多的桂冠。其作品的印數(shù)在早幾年就已突破５億冊。所以他不僅僅屬于俄羅斯，更屬于全世界。
“文革”前我曾翻譯過列夫·托爾斯泰的中短篇小說，也讀了他不少作品，深深為其作品中偉大的人道主義所感動。列夫·托爾斯泰的一生就體現(xiàn)了人道主義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藝術(shù)手法培養(yǎng)人們的博愛精神，反對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和思想。“文革”中我受到迫害，被剝奪了寫作權(quán)利。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悲��？怎樣才能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這是我當時思考最多的問題。呼吁人性的回歸，喚起人們的人道主義情懷，這更使我把目光投向了列夫·托爾斯泰這位偉大人物。
記者：“文革”結(jié)束時，您已經(jīng)５４歲了，當時要組建上海譯文出版社，組織上要您去當總編輯。這可是苦盡甘來啊。走上領(lǐng)導崗位，可以獲得各種令人羨慕的待遇，可您卻選擇了拒絕。此后，立下宏志的您沒有工資，沒有職稱，與孤燈為伴，是什么力量促使您作出這樣的選擇呢？
草嬰：我首先考慮的是要把有限的精力和時間充分用在對社會、對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這是我一貫的宗旨。能當社長、總編輯的人肯定會有不少，但搞翻譯我就比較合適。我知道，要把列夫·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翻譯出來，總共４００百多萬字，工程龐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與組織上說了，領(lǐng)導們最后答應了我的請求。就這樣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卷的《托爾斯泰小說全集》終于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巴金當年精心收藏的托翁文集珍本中的２００多幅精美原創(chuàng)插圖，也第一次被收錄在這套全集中。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事。
記者：除列夫·托爾斯泰外，前蘇聯(lián)還有一位大作家肖洛霍夫也被你看重，在解放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您基本以翻譯他的作品為主？
草嬰：對。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肖洛霍夫是繼承列夫·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思想最成功的作家，他的很多寫作技巧都是向列夫·托爾斯泰學習的。他１７歲開始寫作，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短篇小說集《頓河的故事》。他的作品發(fā)展過程緩慢。１９２５年，他開始創(chuàng)作著名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一共四部，到１９４０年完成，用了１５年時間。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新墾地》（舊譯《被開墾的處女地》），１９３２年開始創(chuàng)作至１９６０年完成，一共用了２８年的時間才寫完。
《靜靜的頓河》在“對頓河流域的史詩般的描寫中，以藝術(shù)力量和正直創(chuàng)造性地反映了俄羅斯人民的一個歷史階段”而獲得１９４１年斯大林文學獎和１９６５年諾貝爾文學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４日，肖洛霍夫百年誕辰之際，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把２００５年定為”肖洛霍夫年”。由此可見肖洛霍夫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
１９５３年開始，前蘇聯(lián)《真理報》和《星火》雜志同時以連載的形式發(fā)表肖洛霍夫的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另譯名《新墾地》），《世界文學》編輯部看到后便約請我及時地把它翻譯成中文，這樣同步翻譯的工作一直進行到１９５９年其作品全部發(fā)表完畢。同時，我還應約翻譯了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頓河故事》等作品。后來又譯出了《一個人的遭遇》同名電影文學劇本。當我正準備著手翻譯肖洛霍夫的長篇巨作《靜靜的頓河》時，文革開始了，一切計劃由此打亂，應該說，這成為我終身一大遺憾。
記者：對于您對俄蘇文學的貢獻，世界翻譯界給了您極大的榮譽。
草嬰：我曾兩次訪問前蘇聯(lián)。１９８５年是作為中蘇友好代表團去的，去了兩個星期。在那里，我特意參觀了列夫·托爾斯泰的故居。列夫·托爾斯泰擁有一個占地５７００畝的莊園，里面有樹林與湖泊，就好像一個風景區(qū)一樣，不過這是他的外祖父傳給他的遺產(chǎn)。
１９８７年，在前蘇聯(lián)召開國際翻譯大會，我被授予“高爾基文學獎”，再次來到莫斯科。因為我無需翻譯，就直接可以和前蘇聯(lián)朋友交談。所以，他們中有的問我，你是列寧格勒大學畢業(yè)的還是莫斯科大學畢業(yè)的？因為蘇聯(lián)最好的大學就是列寧格勒大學和莫斯科大學。當我告訴他們，我不是蘇聯(lián)留學生，并玩笑地說，我是在中國上海的俄羅斯大學學的。他們?yōu)榇烁械绞衷尞惡腕@奇。
蘇聯(lián)大嫂：我的俄語啟蒙老師
記者：早就聽人說過，您學俄語是自學成才，一位俄羅斯大嫂是您的啟蒙老師，是這樣的嗎？
草嬰：１９３７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我隨全家人從寧波逃難到上海。當時，國內(nèi)首次出版了《魯迅全集》共２０卷，定價２０元，我省下父母給的零花錢去訂了一套，簡直如獲至寶，我后來讀俄文、搞俄蘇文學翻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魯迅的影響。
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條俄國老師教俄文的廣告。我找到了那戶人家，開門的卻是一位人到中年的俄國婦女，看到我后便用生硬的中國話問：“小孩，你來干嘛？”我說學俄文。她說一塊錢學一個鐘頭。當時父親每個月給我５個銀元，我就說一個星期學一個鐘頭吧。
當時沒有一本俄漢詞典，也沒有任何教材，俄國女老師只是讓我到書店買本俄語教科書《俄文津梁》。我每次去她家，她就根據(jù)那本書教我。我的另一個俄語老師是姜椿芳先生，他是抗戰(zhàn)時期上海地下黨組織主要領(lǐng)導人之一。當時，他們辦了一個“新文字研究會”，我跟幾個同學去學新文字。當姜椿芳知道我在自學俄語時，便開始輔導我，這使我的俄語水平大大提高。
１９４１年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當年的上海地下黨跟前蘇聯(lián)塔斯社領(lǐng)導商量，在上海創(chuàng)辦中文的《時代周刊》，我被邀請參加翻譯有關(guān)蘇德戰(zhàn)爭的通訊、特稿等。到了１９４２年，塔斯社又創(chuàng)辦了《蘇聯(lián)文藝》雜志，我當時翻譯了我的翻譯處女作——蘇聯(lián)作家普拉多諾夫的短篇小說《老人》。自此我開始了俄蘇文學的翻譯工資。
記者：草嬰先生，在您的作家履歷表上，您名叫盛峻峰，“草嬰”應該是您的筆名吧，為什么起這樣的一個筆名？
草嬰：我當年讀了白居易的一首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我很欣賞，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來反映自己的性格、個性。小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踐踏，也很容易被火燒掉。但是春風一吹，又會重新恢復生命力�！皨搿蹦兀褪潜炔莞�，草的嬰兒。我覺得我們應有這樣的精神，盡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堅強，不會屈服于任何壓力。我很喜歡“草嬰”這個筆名。直到現(xiàn)在，我的大部分的翻譯作品都用這個筆名。
文學翻譯：原版的藝術(shù)再創(chuàng)作
記者：第１８屆世界翻譯大會前不久在上海舉行，會上，圍繞“翻譯與多元文化”主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您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我注意到，作為翻譯界的老前輩，你依然十分關(guān)心我國的翻譯事業(yè)，對與會提到的有關(guān)“翻譯水平下降”、“翻譯與文化關(guān)系”等問題，您有什么看法？
草嬰：在報紙上我曾看到過一則《翻譯槍手一周竟賺２．５萬元》的報道，還披露了某些出版單位在經(jīng)濟利益的驅(qū)動下，三個月竟能翻譯出１００部“世界名著”的“紀錄”，很震驚。當今翻譯界出現(xiàn)的抄襲、剽竊、粗制濫造等丑惡現(xiàn)象，我也時有耳聞。這是商品經(jīng)濟的滲入，浮躁情緒在翻譯界的反映。為利潤，一本書爭相出版，有的錯誤百出，有的流水作業(yè)，有的真的用電腦“對號入座”。一本幾十萬字的譯作不用一月就能問世，而在我們看來的“游戲制作”，竟堂而皇之地上了書架，翻譯界的這種現(xiàn)狀令人心痛。
為什么眼下的翻譯界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除了我上述提及的社會和經(jīng)濟原因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有不少同志，甚至是編輯先生，還不懂得什么是“文學翻譯”而造成的。我認為，翻譯總體上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藝術(shù)性翻譯，另一類是非藝術(shù)性翻譯。文學翻譯不同于其他的翻譯，它有一個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其他的外交翻譯、時事翻譯、科技翻譯等是技術(shù)性的翻譯，這都可以用計算機來做。但是文學作品的翻譯不行，一萬年后還要用人來做，這與不能請機器人來寫小說是一樣的道理。藝術(shù)與技術(shù)的主要區(qū)別就在這里，藝術(shù)有思想、有靈魂、有感情；而技術(shù)就沒有這些，這也是文學翻譯與非文學翻譯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因此，從事文學翻譯也要創(chuàng)造形象思維，就是頭腦里要有一個個人物的形象，好的文學作品和翻譯文學作品都能使讀者產(chǎn)生很鮮明的形象。
記者：我剛才在您的書櫥里看到，您把列夫·托爾斯泰的原著都翻爛了，為了翻譯，托翁的書您看了多少遍？
草嬰：十來遍吧，有的更多。不看不行�。∫驗槊總�翻譯家都有他的局限性，要使被翻譯的文學作品盡可能達到完美，盡可能與原著接近，那就要對原著十分的熟悉。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人物有５５９個，看一遍兩遍三遍，一個一個的人物就在你頭腦里出現(xiàn)了，這就是形象思維。要翻譯好作品，不僅要把人物關(guān)系理清楚，還得把各自人物的性格、特征、諸如習慣等搞明白，這是翻譯前必做的案頭工作。文學翻譯家要把原作者所創(chuàng)造的形象，通過生動的翻譯語言介紹給讀者，他介紹得好，就是成功了，他介紹得不好，就是失敗了。我覺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從事文學翻譯工作的；另一方面，即使是一個文學翻譯家也不是能夠翻譯所有作家的作品。現(xiàn)在一些沒有經(jīng)驗的出版社，往往不理解這點，甚至以為一個翻譯家肯定是樣樣都能翻，只要你懂外文。實際上這是一個誤會。
記者：閱讀老一代翻譯家的翻譯作品，能夠看出翻譯家個人的翻譯風格，比如看到羅曼·羅蘭的作品就會想到傅雷，看到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就會想到草嬰。但我們現(xiàn)在讀一部外國作品，翻譯者往往被疏忽，讀者直奔作品本身。為什么？
草嬰：翻譯家的這種特色也叫翻譯風格。應該說，凡是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風格。因此一個文學翻譯家在他翻譯時，首先要盡可能掌握原著作者的風格，然后翻譯家要以自己所能達到的水平，來轉(zhuǎn)達原著作者的風格。這種轉(zhuǎn)達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轉(zhuǎn)達。因為是兩種不同的語言，都有其各自的文字上的不同特點。文學翻譯家實際上擔負著在外國文學家或作家與譯文讀者之間的橋梁作用，同時又起了一個溝通原著作家和譯文讀者之間思想感情交流的作用。
另外，文學翻譯家本身也必須有其自己的文字風格，這文字風格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傅雷的翻譯是大家公認的，他是老一輩翻譯家，與我私交較好，他能夠很完美地傳達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伏爾泰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我想，不是所有法國作家的作品傅雷都想翻譯的。同樣，我也是這樣。
記者：目前國內(nèi)的譯文稿酬仍在沿用十幾年前的標準，稿酬偏低的現(xiàn)象在世界文學翻譯界也較為普遍，據(jù)國際譯聯(lián)統(tǒng)計的數(shù)據(jù)顯示，文學翻譯是所有翻譯工種中收入最低的群體。目前文學翻譯的粗制濫造，是否還和翻譯“貶值”有關(guān)？
草嬰：當然有關(guān)。稿酬，關(guān)系到對社會勞動承認和價值取向問題，不僅關(guān)系到譯者的積極性，還關(guān)系到后繼人才的培養(yǎng)。我曾是上海人民代表和兩屆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會長，所以曾多次在各種場合呼吁，要提高文學翻譯的稿酬，但收效甚微。我想，這還與不少人不知“文學翻譯”的特性有關(guān)�，F(xiàn)在翻譯稿費不分文學翻譯還是科技翻譯，全是５０元／千字。這是他們看不到文學翻譯的再創(chuàng)作性所為。有人以為文學翻譯只是原作的改編，所以只以原創(chuàng)的一半付酬，且不知文學翻譯是一種藝術(shù)再創(chuàng)作。所以我擔心如此下去，或把文學翻譯當作文件翻譯來搞，或正如有人用電腦搞“直譯”，而真正搞文學翻譯的人會越來越少。這無疑是文學翻譯的悲劇。我不愿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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